每年一到秋冬季股票配资去哪里找客户，就有大批的农业科研人员赶往海南，让他们挂念的不是那里的椰风海韵，而是一粒粒小小的种子。
在海南，优越的光热条件加速了种子的繁殖，可使一个品种的育种周期缩短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育成的近万个农作物新品种中，70%以上经历了海南的洗礼，涉及水稻、玉米、大豆等诸多品种。
中国的水稻育种技术长期在世界保持领先地位，如今一粒粒金色的稻种源源不断地从“天涯海角”走向世界，尤其是饱受粮食安全困扰的非洲国家。这也吸引了世界各地关心非洲粮食安全的专家，到中国水稻育种的“硅谷”一探究竟。
盖茨基金会全球增长与机遇总裁沃尔希斯（Rodger Voorhies）日前来到了海南三亚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商讨农业技术合作，关注农业多年的他，颇为兴奋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在研发的无融合生殖水稻让他印象尤为深刻，“坦白地说，这是我近年来见过最为振奋的项目之一”。
而非洲水稻中心总干事曼内（Baboucarr Manneh）也在三亚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其实不只是水稻育种，中国在稻田灌溉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经验，都值得非洲国家学习。
无融合生殖水稻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杂交水稻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也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技术。
不过杂交水稻虽然具有产量高、抗逆性强等诸多优势，但其后代会发生性状分离，优势无法遗传，种植后无法将其后代留种在下一年使用。
所以如果想种植高产量的杂交稻，农民每年都得花上一笔不菲的价格来购买新种子。在中国，常规稻种只需三四元一斤，而杂交稻种的单价通常要三四十元一斤，好的甚至要100多元一斤；在非洲，由于制种和储存技术薄弱，价格甚至会更高。
种子价格贵主要是因为制种难。其实育种家和种子企业也有自己的苦衷，因为制种的过程极为繁琐复杂，每年在制种工作上投入的人力、物力始终都是不小的成本，一旦遇到不利的天气，甚至会导致杂交制种失败，给种子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太湖远大、成电光信两家公司在北交所IPO近日拿到证监会的注册批文，即将发行新股。这是新“国九条”出台之后北交所重启IPO审核工作首批过会的两家企业。如今双双成功拿到注册批文，意味着北交所上市流程从受理到上会，再到注册批复环节已恢复常态化，有助于未来进一步提高北交所上市公司的质地和规模。目前，北交所有74家拟IPO企业处于问询阶段，科力股份将于8月9日上会“迎考”。
业内人士表示，“科创板八条”的发布提高了科技型企业上市的门槛，要求企业具有更强的科研投入和创新能力。虽然这可能对思看科技等企业的上市过程提出更高要求，但也有助于提升整个科创板市场的质量和投资者信心。
如果能实现杂交稻优势的稳定遗传，那么上述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都曾经设立专门的国际攻关项目，然而相关研究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个研究方向也由热变冷。
其实自然界中存在一种通过种子进行克隆繁殖的无性生殖方式——无融合生殖。如果将这种生殖方式引入杂交农作物中，就有望实现杂交作物自留种。
2019年，美国科学家和中国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克剑团队分别在常规稻和杂交稻中建立了人工无融合生殖体系，首次获得了水稻的克隆种子，为杂交稻进行自留种提供了可能。
这标志着杂交稻无融合生殖技术从0到1的关键突破终于实现。如今无融合生殖水稻还在海南进行培育，成果一旦成熟将大幅降低杂交稻育种的成本，同时也让今后种植杂交稻的农民自留种子成为可能，给农业生产带来一次新的革命。
沃尔希斯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无融合生殖水稻之所以让他印象深刻，是因为这项技术能让杂交水稻和传统水稻育种那样，实现自我繁殖，从而显著地降低了杂交水稻的成本。同时，因为可以自留种，种子的质量更加可靠。
他还特别表示，中国的农业研究人员热情充满活力，而且有合作精神，在育种解决非洲粮食问题的过程中，不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非洲需要什么，而是与非洲当地育种机构以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一起，结合他们的实际需求，研发适合非洲当地的品种。
盖茨基金会一直致力将中国的农业技术和创新到非洲推广。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此前曾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首先中国自己也需要种植更多的农作物，利用先进技术生产更优质的种子、培育更好的牲畜基因，然后让这些成就造福世界，特别是非洲的贫困农民。
中非农业合作
无融合生殖水稻还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中，而很多中国科学家研发的新稻种早已在世界多国落地生根。如中国农业科学家主导的国际绿色超级稻项目，已在18个非洲和亚洲国家试种推广、超过160万农户受益。
“绿色超级稻”不仅是指具有绿色性状的新品种，它还代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的育种新理念和“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栽培管理方式。“绿色超级稻”的培育和推广应用，将实现水稻生产中“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目标。
而曼内就因绿色超级稻与中国结缘。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因为绿色超级稻项目，他自2009年以来就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中国机构合作，在非洲推广，如今他是“绿色超级稻”项目在非洲的负责人。
他表示，中国的水稻育种能力十分出色。许多从中国引进到非洲的新品种表现良好，最终获得推广，出现在非洲农民的田间地头。在和中国打交道多年后，曼内发现中国水稻种植业的发达是由多因素构成的。
他告诉记者，在非洲其实现在年轻人也不愿从事农业工作，很多种水稻的农民平均年龄已经在50岁左右，老年人单单依靠手工劳作无法提高种植效率。中国虽然也面临农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机械化程度较高且使用价格低廉，这是值得非洲国家政府学习和借鉴的。
同时，曼内还注意到中国农民在种稻时能够合理使用化肥。他说，“用太多化肥不好，但太少也不好。在非洲，我们就是用得太少了，导致产量过低”。而中国农民之所以能够获得高产，除了有好的稻种外，与先进的肥料管理也十分相关。
在技术上的借鉴和合作之外，曼内还表示，中国自给自足的理念也值得非洲国家学习。
今年非洲多国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农作物大量减产，而叠加地缘政治波动，世界“粮仓”大动荡，使非洲粮食问题愈加突出。这种“天灾”和“人祸”的围困，引发非洲各国强化应对“粮食危机”的自立、合力与毅力，开拓粮食自给自足的可能性。
在沃尔希斯看来，非洲国家粮食自给自足并非遥不可及的目标。他告诉记者，埃塞俄比亚以往每年要花费8亿~10亿美元进口小麦，而如今已经成为历史，在短短五年内就实现了小麦的自给自足。
他进一步分析道，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一壮举，关键在于他们做到了向农民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供抗病种子，建立有效的疾病监测系统。同时，他们还绘制了土壤健康地图，以便为不同土壤选择合适的肥料和种子。这充分证明了当这些系统协同作用时，非洲能够拥有惊人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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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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